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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 如何合宜地对待教会领袖——《叛教者》读后感

如何合宜地对待教会领袖——《叛教者》读后感

李英强 | 如何合宜地对待教会领袖——《叛教者》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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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英强 | 如何合宜地对待教会领袖——《叛教者》读后感
原创 2016-12-02 读书札记 李英强


我是把施玮姊妹的《叛教者》当作一种教会历史来读的,中国教会的历史中沉淀着许多宝贵的财富:火热的灵魂,殉道者的血,十字架的道路,圣灵奇妙的作为……在倪柝声弟兄所代表的聚会处的历史中,有许多值得人驻足、深思的故事。用小说的方式写出来,并不损害真实性——这并不是事实还原意义上的真实,而是,你真实的知道,曾经真实的活着那样一群人,为主癫狂,为主舍命,将自己的生命浇奠在祭坛上;他们的爱与怕,他们的刚强与软弱,他们的歌与哭,是如此的真实。

这是一部带着生命温度的小说,这是一部描摹出灵魂的真实的小说,所以,它是丰富而立体的,可以观看的侧面很多,可以解析的侧面很多。我这里只选取一个方面来略说个人的阅读感受。为着尊重小说的缘故,我还是使用小说中的人物名字吧。

我所要略说的这个角度是:如何合宜地对待教会领袖,尤其是那些大有恩赐的领袖。


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说:

第一,从正面来看,有恩赐、有魅力的教会领袖,原是上帝对教会的祝福。教会当中的同工需要真正尊重领袖,顺服领袖,成全领袖,帮助领袖按着异象来建造教会,传讲福音,服侍神的国。做魅力型领袖的同工并不容易,因为人们看到的是领袖的工作,阅读的是领袖的文字,听的是领袖的讲道,而在领袖的背后,需要有一群,甚至是一大群忠心的、有见识的同工。不只是忠心、顺服,而且要能真正跟随领袖所领受的异象,真正理解、支持,而且跟随者本身也需要有相当的恩赐和能力。

如果没有保罗书信留存下来,我们可能对保罗的同工们——提摩太,提多,路加,亚波罗,亚居拉,百基拉……等等,还有很多——知之甚少,甚至全然无知。保罗书信并没有为这群同工“树碑立传”,他们也不需要,他们与保罗一起做工的果效却要存到永远,有天上的冠冕为他们存留。想想离我们并不太远的路德、加尔文,今天人们看到的是“路德宗”“加尔文宗”,和他们一起服侍的墨兰顿、法雷尔、布塞尔、贝撒等人,如果你不去学习教会历史,有谁知道他们呢?如果没有这些人,还有更多在历史上甚至根本没有留下名字被人知道的人,路德、加尔文岂能一两个人翻转了历史的潮流呢?

在《叛教者》所刻画出的群像中,李如是、王慕真、沈文君、于华恩等同工对李夜声的爱戴和支持令人感佩,他们自己原本多是有恩赐的布道家、思想者、行动者,但是他们放下自己的追求,默默地在幕后支持李夜声,整理出版他的讲章,帮助他牧养教会,建立整个地方教会的系统。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李夜声恩赐的发挥;如果没有他们有效的工作,李夜声就不能那样深远地影响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教会。

对于一个平等主义、民主主义、个人主义已经充斥世界的时代来说,尊重领袖、跟随领袖、成全领袖对今日教会来说,似乎是一种“政治不正确”的事情;在中国大陆这片曾经被伟光正荼毒和蹂躏的土地上,受过现代教育的人们似乎不乐意看到“领袖”这个词的出现。然而,我要说,如果没有对教会领袖的尊重、顺服和成全,就不会有教会的真正成长。在“平等和民主”的背后,深藏着人心的“贪婪、诡诈、嫉妒、狂妄、骄傲、纷争”。经上说:“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加5:26)“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要交账的人。”(来13:17)


第二,从负面来看,对领袖不可高举到个人崇拜的地步,要时时警惕“偶像崇拜”,对教会领袖要有真正从基督来的爱,勇于面对人的有限和有罪(想想保罗是如何对待彼得的),不过于依赖教会领袖,不把领袖变成某一种意义上的“中保”——不要让领袖成为你认识基督、跟随基督的障碍。这需要教会的同工们真正在属灵的智慧上追求和长进,在属灵的事务上保持敏感,在至圣的真道上不断成长。

人心实在是偶像的工厂。偶像和偶像的崇拜者是彼此需要、互相强化的。同样是那群对李夜声忠心耿耿的同工,他们所犯下的个人崇拜的罪不可谓不重大。如果在1942年,李夜声所犯的罪被合宜的处理,就不会有后面的聚会处如此严重的大面积的跌倒、背道、叛教。1942年,同工们虽然有个别人持有激烈的意见,但整体上希望息事宁人,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无法将李夜声的教导和他们自己的信仰分开,如果李夜声因为犯罪而被公开的惩戒,他们害怕的不只是李夜声被否定,而且他们自己的信仰也随之被否定。这是多么危险的事情!
所以,那些选择息事宁人的同工其实并不爱他们的领袖,从人的血气中所生发的爱,不是真正的爱,迟早要变成伤害,而且是“爱之愈深恨之愈切”。

以合宜的方式看待领袖,不只是要在制度上努力防止领袖滑入专断、独裁以免他在这样的处境中遇到过度的试探而犯罪;而且真正要在真道、真理上做教会领袖的诤友,常常为他祷告,勇敢地指出他可能的问题或犯罪,帮助他真实的面对上帝,真实地活在教会群体当中。

“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林前3:7)我们若非对上帝的恩典和福音有真切的认识和信靠,是无法在魅力型领袖面前保持独立思考的,也无法真正的爱领袖——当人们把领袖当作偶像来崇拜时,实际上是在把领袖当作一个邪恶的工具来利用他,这个时候根本就没有真正的爱。

我曾经说过一句对于基督徒来说相当“政治不正确”的话:一个大陆中国的基督徒,要想真正成为基督的门徒,恐怕要先经历一个“自由主义”的阶段。如果一个从小受意识形态全套洗脑教育的人,不经过一个打破一切偶像,建立“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的阶段,他会“自然而然”地进入到一个奇怪的状态中:他随时准备接受权威的意见,不经思考地跟从权威,对权威言听计从,甚至是逆来顺受;但是他又随时准备抛弃旧权威,拥抱新权威。在这样的人当中成为领袖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们会用最高的道德标准来要求你,只要你稍微犯错,就会立刻被抛弃。他们要么盲目推崇领袖,要么就很无情刻薄地对待领袖,总在这两级之间摇摆,很难行在合宜对待领袖的正道上。

当然,进入“自由主义”阶段也有一个危险:进入不容易,出来也不容易。打破一切偶像之后,自己成了自己的偶像;重估一切价值标准后,自己的理性成了自己最高的价值标准。他们倒是不会盲目崇拜领袖,但是他们不接受任何绝对的真理,也不接受任何外在的权威,以至于完全不能受教,变成教会通常所说的那种“自由主义者”“反律主义者”,甚至会变成虚无主义者。


求主保守今天的中国教会,在教会中兴起做领袖的仆人,赐给他们异象和恩赐来带领、服侍教会(“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也求主保守各教会的同工和弟兄姊妹,能够合宜地对待教会领袖,尊重、顺服、成全他,也在灵里真正爱他,为他警醒祷告,正面地劝诫、批评他,跟他讲真话,不恭维他,但也不嫉妒他,和他一同负基督的轭,和他一同为上帝的国和义而奔跑!

初稿于2016年11月30日
修改于2016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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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见天开了——《叛教者》读后感
原创 2016-12-07 Rachel 北京恩道归正浸信会
   
         
                                                                  5:02         
            
我看见天开了
            
来自北京恩道归正浸信会
         
              



终于盼来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放下手中的书本,站在洒满了阳光的窗前,看蓝天拥着云朵,看枝丫被风儿拂过。原来,平静安稳的心,真的可以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没想到,读完了《叛教者》会是这样一种心境,并且越思想,这感受却越发真实了!

窗外的天空,像一个庞大剧场的舞台,大风近乎粗鲁地拉开了雾霾灰的幕布,姿态各异的云朵好像也是为开场舞做足了预备!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林前4:9)。细想,这经文倒真是实实在在的,虽还是免不了那一声叹息,却也并非人生悲凉的意思。

《叛教者》的角色叙事将我带入了人生剧场的观众席,以观众特有的的视角去看那一个个“叛教者”的人生;但又好像,或许是因着文字对人心灵深处的剖析,因着人性在那大光下显露无疑的本质,因着你我一样罪人的事实……很多时候,仿佛,我坐在台下看着自己!

曾经,世界的谎言如海浪般漫过我生命的沙滩,一次,一次的袭来,似要把这仅剩的青春一卷而走;谎言的利刃也总是能轻易地将我刺透,让我以为人生就只剩下这些苦难,那结局好似也早已由它们注定了。于是,我无数次想着,既如此,不如索性就随着这海浪一直走向大海的深处吧,也算为这颗凄楚彷徨的心抹上了最后一笔的激情。

然而,绝望中,我看见天开了,那大光照进了处于死荫之地的心。这因得救而生的盼望、喜乐、信心、甜蜜、美好、爱心、热心都不是假的。

书中的人都是活生生的:因着跪姿更加心生敬畏的她,在无人的宿舍里享受与上帝亲近甜蜜的她,因着疑惑与上帝闹情绪的她,受了伤在上帝怀里哭泣的她;还有,那因着浸礼的喜悦,仿佛待嫁的新娘,在美到极致的夕阳下向着玄武湖兴奋奔跑的她们,都是如此的真实……因为,她们也看见天开了,听到了那句话:“这是我所爱的。”

然而,理性的黑洞,感性的漩涡,那些现实浪涛下的疑惑、失望、埋怨、不信,甚至是背叛,也不是假的。

我不得不承认,一个不可触、不可摸、不可视的上帝,尽管曾经无数次经历过祂,我软弱小信的心也还是时不时会有无处安放的错觉。

生命的经历让我知道苦难对于基督徒的意义,也清楚恩典之路或许更加免不了高山和低谷。可是,那个绞肉机般的时代依然让我的心不停地颤抖,当我看到李如是在狱中死前的那段场景,我的内心终于还是崩溃了,似乎还带着对沉默的上帝的愤怒和埋怨。谁来解释这些苦难,谁又能为上帝的沉默买单?我讶异于自己有这种感受,可是,归根究底,这愤怒和埋怨是替她们,还是为我自己?因为,诚如作者所说:“若将我扔进那个绞肉机般的时代,我最大的可能就是成为一个叛教者。”

“人,实在是没有一点好的,没有良善。人的爱与美,人的善与智慧,若不透过耶稣,竟都能与私欲调和,变成污秽…”

“即便是造物主上帝放在人心中的神圣的饥渴和崇拜,也同样会射偏,投射到各种偶像和物质上…这就是人的原罪。仿佛真有种天然的力量,让人偏行己路…”

  那我还有什么希望呢? 我的盼望在哪里呢?我每天都是软弱的,每天都是在和里面的“背叛者”争战的,甚至几乎都是败下阵来的,我也想自己能是一个完全的“属灵人”,能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啊!可是,任人自己如何努力,都不能啊,这是事实!

那祂的爱会因此而减少,直到消失殆尽吗?祂的沉默真的是放任不管的冷漠吗?我的愤怒和埋怨岂不是因为我的惧怕和不甘呢?

继续看他们的人生,就像我们要继续活下去,去面对生活的苦难一样。可我看着、思想着,这愤怒、埋怨、惧怕和不甘,在上帝全备的救恩面前,竟都变成了无地自容的羞愧,继而所剩的就唯有感恩了,就像自己生命中那无数个熟悉的循环一样。不得不承认,人就是如此软弱的存在啊!

兜兜转转,最后发现,无论是人眼中大有能力的教会领袖,还是会众里一个不起眼的小女子;也无论前面的路我们作何选择,每个被神认定的的“属灵人”岂不是都只能回到福音的里面,去仰望为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如此,才能真正认识自己,认识别人,认识神,继而明白人生真正的意义吗?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5:8
“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10:10
“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约6:37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 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2:20

若不是相信上帝这样的恩典,人又能有什么盼望呢?
既认识到人的全然败坏,我又有什么办法不被破碎而得生命?更何况是祂所预备的那更丰盛的生命呢!但感谢天父,祂也是最知道我的软弱,恩典总是够用的。然而,我还是不知道该如何去安慰那些正在苦难中的人们,就好像自己多次在苦难中无法受安慰一样。但无论如何,愿你能单单仰望那赐厚恩给你的神,祂知道你生命的境况,祂也必亲自缠裹祂百姓的损处,安慰医治,用膏滋润。这是真实的。

不过,这并不是说我认为《叛教者》是一部关于基督徒苦难的书,你读过后,便会发现这书对于中国教会的意义。但对于此刻的我,我以一个罪人的视角看到了全能的上帝在拯救罪人,祂从没有停止做工;我以一个小女儿的心态看到了慈爱的天父在引导儿女奔向自己的怀抱,祂的眼目也从没有离开过。很感恩能看到这本书。

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林前4:9)。这一个个世人眼中的“叛教者”,却成了天使眼中的“见证者”。我也看到他们如同云彩围绕着我,提醒我要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来12:1-2)。

窗外的天已经黑透了,一弯新月挂在上空,那光亮亮的,漆黑的夜里也可以看到太阳的光辉, 真好,我发自内心的笑了。随时归回,平心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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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足轻重的私密关系 --读施玮《叛教者》
2016-12-22 融融 耶稣基督圣经福音


导言

人们说,《叛教者》是一本横空出世填补空白的文学作品,因为长期以来宗教不上台面而且蒙灰。不仅在大陆,就是在美国,基督教也被处处限制,一谈基督就成了“政治不正确”。这个堕落的世界似乎逼得耶稣的追随者抬不起头来,而施玮的《叛教者》好像来自天际的一朵灿烂花朵,在我们心头盛开。



有人会说,《叛教者》是一部悲剧,最后树倒猢狲散,所剩无几。当初的教会比我们现在的更兴旺,领袖人物比我们现在的更出色,我们的指望在哪里?我觉得,施玮艰苦卓绝地将历史的碎片还原成可歌可泣的文学作品,其中每个人物都有迹可循,每个情节都感人至深,不是为了让我们稀里哗啦地痛哭一场,而是吸引我们回到上帝面前重新站起来,并单单依靠他在这弯曲悖逆的世代持守基督信仰。

《叛教者》中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靠着施玮沾满灵性的笔触,从正反两面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灵命状况。第一是,讨人喜欢还是讨神喜欢?第二是,自己做还是让神来做?第三是,进天堂的是窄门还是大门?答案是明确的,但是,人是那么脆弱,经不起风吹草动,纷纷倒下,能责怪外部条件吗?此书用那么多的笔墨叙述了聚会所的来龙去脉,用了那么多的笔墨叙述了这群献身者和跟随者的相互关系,一路读来沉重如铅,几乎难以喘气。《殉道者的血》犹如雨过天晴,乌云散尽,看到了基督徒与上帝的关系。

“黄愚志一瘸一瘸地继续向前走,他怜悯地看着或麻木或愤怒地喊口号的人们,高音喇叭里宣读着每个犯人的罪名,但喊着“死有余辜”“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坚决镇压反革命”的人们,没有谁听得清,没有谁分得清,也没有谁在乎要杀的是什么人。

“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于华恩不是一个允许自己想来想去的人,他是聚会处里唯一一位走‘内在生命’灵修路径的长老。多年的操练让他本能地遇事安静在上帝的面前,事情越大,越不合常规,他就越不去使用自己的判断,因为他知道这时只要一用自己的逻辑和判断来思想,就已经是给魔鬼留了侵入的位置。人的罪,不就是缘于要自己判断吗?”

马太福音6章6节说:“你祷告的時候,要进你的內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

“自省是他(于恩华)常常在上帝面前做的。他也有过震惊,震惊自己竟然是个如此虚伪败坏的人,甚至每天的一言一行一思念中都藏着自我欺骗的虚假。震惊后必然是失败,失败以至无奈,瘫软在自己的罪中求上帝恩典的赦免。”

我相信在阅读《殉道者的血》时很多基督徒像我一样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

我们的眼泪是悲伤的也是欣喜的,是软弱的也是坚强的,是难以割舍的,也是释放希望的。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19节中说:“我們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憐。”

天国的门是窄门,也是宽门,窄在:唯信上帝;宽在:靠主恩典。我们只要悔改认罪,以神为神,以人为人。“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

来源:普世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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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不是叛教者?!

原创 2017-07-28 冉云飞 世代Kosmos






        如果《叛教者》这部小说有其独特价值,我觉得在于其点出了除神以外,人很难回答的问题。那就是——谁不是那叛教者呢?亚当夏娃偷吃禁果,违背了上帝旨意,使得人类自此在堕落之中不能自拔。他们是人类第一对叛教者,自此以后所有人都是如假包换、不可推诿的叛教者。

       当然你会说,那时还没有基督教呢,哪有什么叛教的事情发生呢?但如果我们承认基督教的核心神学原则之一,是相信上帝按他自己的旨意创造天地万物,包括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人,那么对他的背叛,就是背叛以上帝主宰为核心信仰的基督教。换言之,基督教的诞生是神在万事之先早已预备好的,它是神救赎计划的一部分,神彰显了他令人明明可知的救赎大能。信仰称为“教”自然是该信仰建制化的结果,但其核心原则乃至用《圣经》自我启示,以及教会之设立,神早已预定。人类历史既是人类堕落的历史更是上帝救赎的历史,亚当之后人类天然的堕落与罪性,使得人人都天然处于叛教者的位置,不管基督教是否诞生,都应该作如是观。

       著名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曾说人是“两条腿的忘恩负义的动物”,我则说“人是二十四小时全天候不信主的动物”。我的解释是,人得意时会自比上帝,人失意时会抱怨上帝你在哪里?人在不痛不痒的时候,会麻木且随波逐流,离上帝也是远远的。这样二十四小时全天候不信主的三种显性状态,就是人受罪性深深捆绑的必然结果。即使信了主的人,也不是全天候二十四小时都相信主在掌管一切,那种不信的念头与行为,时不时就会来袭扰人的内心,各种试探与引诱,都使得他成为一枚不折不扣的叛教者。直言之,罪性导致没有任何人是能够在上帝面前站立得稳的非叛教者。





       我这样说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你泄气,也不是让我们破罐破摔,也不是要为那些更为明显的背叛来背书及和稀泥。因为上帝的恩典已然临到我们这些信了的人,这是宇宙间最大的好消息。这正好说明,我们作为天然的“叛教者”要时刻警醒。

       什么是更为明显的背叛呢?就是除了心思意念上的背叛之外,那些一望便知的恶行。《叛教者》里吴一丹这样的人,他们进入青年会的动机是否就是为了日后在政治上控制教会,我们当然无法完全确定。但从他日后的一系列作为来看,可以基本判断他是用青年会作为掩护,来达成与信仰完全不相干的目的。青年会受自由神学影响,把益人放在荣神之上,必然产生与信仰完全背道而驰的事情,所以发生吴一丹那样的事并不奇怪。那么,把益人放在荣神之上的机构对真道的背叛,是否比那些本来就不信上帝之人对机构的利用罪更大?这绝对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上帝有更严厉的审判来鉴察传道人是否真的传讲其真道的原因。

        无论是在传道,还是在处理与同工的关系上,《叛教者》的主人公李夜声似乎都天然具有克里斯玛型领袖的能力,这种恩赐使他在得人如鱼方面大有能力——当然也有人批评他只不过是抢别的教会的羊,而不是真正像保罗一样去得着那未听过福音的人,使他们归向主。这种批评有不好具体区别的难度,故此处不予论列。偏重于现实果效的中国教会及其会众难免会夸大他的能力与作用。制度的缺陷,使得一个人哪怕是传道人都会受到严重试探,却毫无叫他不受试探的机制。这使得李夜声开生化工厂及与同工发生不正当关系,成为一个教会不可言说的禁忌。以至于虽然教会在1948年大的社会局面难以收拾的情况下,在对自己的核心同工没有任何忏悔的情形下东山再起,却至终在五十年代发生诸种背教与分裂。

       非基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内在联系,就像启蒙运动与自由神学在实上的联袂一样,是不必否认的事实。李夜声所领导的教会,从教义上来看,强调属灵,甚或基要,却在教会管理上成为自由神学与个人威权主义的具体实验品,这种冲突与张力,恐怕是很多研究与思考李夜声及其教会的人容易忽略的。任何教会都是由一群罪人组成的机构,如果我们不在建制化、公开化上努力,不尊重两千年教会在管理上优良的传统,那么这本身就是把一个有魅力的克里斯玛型教会领袖,置于毫无保护的撒旦试探与攻击之下。难以想像,一个初信教友都常常会背诵“主祷文”的教导——“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一个成天讲道的人却会对此置若罔闻。当然,我们必须承认,作为一个罪人,会背教义与能活出主喜悦的生命之间,并不存在天然的无缝对接,这就是罪人有限性的根本实质。

       任何一个想为自己谋求做大事的基督徒,包括牧师,本身就很危险。如果我们不是寻求上帝的旨意,我们不是让他的旨意来成全,那么我们在做那些“大事”时,就会有一种僭越到自拟上帝的危险。对上帝及其相应权柄的服从,是人作为一个罪人、一种有限存在,必须要有的态度,哪怕你是一个名满天下的传道人。事实上,顺服上帝及自己所服侍教会的决定,对传讲主的真道的人,恐怕具有更强的象征性、教义性意义与现实价值。我们可以不照搬西方教会的一些做法,但教会两千年来积累而成的超越文化的建制性传统,我认为会众包括牧者都应该顺服。教会这些具有超越性的美善传统,之所以能历经千年仍被人们使用,说明其间有神的美意在。在这个意义上,尊重传统,就是对上帝旨意的顺服。

       中国一些传道人管理教会的方式,与西方差会到中国办教会的方式不同,也不隶属任何宗派。从教会建制来看,在受到严重逼迫时,本土教会和西方差会所影响的教会都会出现危机,甚至完全解散。但在承平岁月,因为没有公开透明的教会建制,本土教会更容易出现克里斯玛型领袖宰制教会的危险,加之中国文化尚威权崇拜,教会领袖受撒旦试探的机率大大提高。但这样的本土教会,却在教会毫无建制能力的时代,保留了家庭教会的火种与传统,为1979年后中国教会的大复兴打下了基础。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而我们罪人没有这样的能力。故我们要求神的智慧引领我们来看教会的兴衰。退而求其次,也要像法国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所主张的那样——看历史不仅要看中心点,而且要看围绕中心而成的展开性事件,更要有长时段的参照,才能有相对完整的观照。





        1969年,李夜声在狱中归了天家,但围绕他的话题看来却不会因此而停止。且不说他的“灵魂体”三元人观至今令人争论不休,就是他各方面事工的遗产——海量的讲道集(有的甚至译成外文)以及对同工与教会的持续影响等——所带来的果效,也毁誉不一。

       传道人的跌倒在两千年教会史上并不鲜见,因为罪人才是我们的本相与实底。不管是谁,只要他是人,就逃脱不了试探与引诱,除非神施展他的大能保守我们,没有任何人能够在世上完全站立得住,李夜声也不例外。不信上帝的中国人会特别充斥着道德义愤,因为自以为义的泛道德主义已深入中国人的血脉与文化之中,到了习焉不察的地步。自己分明做不到却要自以为义,清醒的人难免有时觉得滑稽,于是就在人间去找那看上去站得住的偶像来膜拜,包括一些基督徒也没能在此完全祛魅,这在中国教会和社会里表现得都特别明显。

       关于这一点,《叛教者》中最为“正面”的人物于华恩特别值得一提,他在受逼迫时对真道的持守,大概只有黄愚志能够与之相比。于华恩对自己的罪很敏感,但对教会的建制不够上心,自然在李如是、黄愚志要求开除李夜声的时候不无和稀泥的嫌疑。

       有些基督徒困惑的是,像李夜声这样的人,神为何兴起他呢?基督徒都相信“世上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但当一个人的事工大到令小信的他惊讶之时,他就忘记了这一切是神的奇妙大作为,却定睛于人身上,把那个具体做事的人偶像化。做大事的罪人,与定睛于做大事之人的罪人,都忘记了将一切荣耀归给神,尽管嘴上在说把荣耀归给神,但在心里早把那荣耀占为己有了。

       我们常说神是鉴察一切的,连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无法逃匿,那么当他看到人们定睛于做大事的偶像,就让偶像坍塌,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不是神要兴起罪人,而是因为是人都是罪人,但救赎历史却分明彰显罪人在神大能庇护下能回应其恩典。神知道人都会犯罪,但人却常常在某个做出突出事工的领袖犯罪被揭露后才知道他会犯罪,所以感觉好像神乐意兴起有能力的罪人似的。我们必须明白,李夜声犯罪只有人吃惊,而神却不会吃惊。人吃惊是因为偶像化了李夜声,神的大能时刻鉴察李夜声的心思意念,哪会吃惊?看上去大有能力的人之所以崩塌倒掉,是要让小信和乐于将人当作偶像的我们真正明白《圣经》中的这句话: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如果不明白此点,我们怎能把一切荣耀都归给神呢?

       从世俗的眼光来看,有人或许会说,既然李夜声为神得着那么多失散的羊,那么神为什么不放他一马呢?这个问题有无渎神之嫌,我不知道。但我相信神的爱与饶恕丰富到我们用不完。李夜声在1949年后的遭遇,当然不是神定要施展这样的手段,来让他遭受这样的苦难。相反人包括李夜声所遭受的诸种苦难,无不证明着神的美善。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神却让我们活着——哪怕活得不如人意,但人的贪婪还想要万事如意,这就是自拟上帝——这本来就是恩典。不过这样的事发生,总难免让人想,发生在李夜声身上的灾难,是不是主的意思?邢福增在《基督教在中国的失败?——中国共产运动与基督教史论》(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8年版)一书里罗列出一些宣教士对被迫离开中国的思考,其中就有人说这是否代表主对西方教会在中国事工的抛弃与惩处?有这样的警醒本来是对的,可以使我们这样罪性满身的人更加敬虔,但像我们这样患得患失,那就未免对主在掌管一切这点太没信心了。神可以立刻成就他要成就的任何事,但他为何还要让罪性缠身的人来做,不仅是因为要人记得荣耀他,更重要的是让人真正领会他数算不尽的恩典。





        且不说《叛教者》作为小说的谋篇布局、人物塑造等创作特点,让我们先来感知一下这里面的神学思考。作者施玮姊妹不仅是诗人、小说家,也是一位《圣经》文学博士,她把小说人物为主奔跑的经历及她自身的神学思考融在了一起。因此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分辨出哪些是符合人物自身身份与能力的思考,哪些是作者自身思考的外显。

       作者把小说分为“揭发者”、“献身者”、“跟随者”、“擘饼者”四部分。从标题上看,她似乎有相当的道德倾向。如果只是如此,那就流于道德谴责小说的老套,好在作者有效地避免了这点。看完小说,你不会轻松地区分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有道德至高点,进而将自己内化成那个作者表彰的人物,跟着去占便宜。因为我们都是罪人,连作者也不例外,故没有那份置身事外的、自义的、与己无关的闲适。

       即便是被列入“揭发者”里写的徐闻音,作者也没有世俗作家那样鞭笞起来毫无顾忌的痛快。毋宁说,作者的倾向是相当淡的,一个罪人若是深知自己的罪,其怜悯能力的展现亦是相当有自知之明的,但这并不是教我们冷漠无视。可我们惯常的文学写作却不这么认为,按世俗的文学理论与欣赏标准来看,批判现实的小说总是被人们高看。因为人们很容易在里面找到廉价的安慰,在“坏人”身上找到自义,在“好人”身上找到作为一种同伙的攀附,从而就盛赞这样的小说真是将现实批判得血淋淋,谓之深刻无比。绝大部分的小说,从不把自己放在其中,他们描写的好像不是同类,而是另一种可以审判的对象,这说明很多写作者不仅把自己当成道德化身,更加隐蔽的高明做法就是把自己装扮成隐身上帝,因为我们在他作品里面看不到对包括自己在内的有罪人类的深切悲悯,只看到无度的批判发泄。高妙的文学表现,只有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等少数小说家的作品中才能看到。

       一些人看完《叛教者》,对小说表现出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的情况相当惊讶,甚至以为是作者故意搏眼球。这当然不能说明什么深奥的问题,也不是《叛教者》写得特别深刻独到。而是有效的信息控制对中国人的思想及思考能力带来了很大伤害。而一些对中国社会有些了解的非基督徒,却觉得作者批判得不过瘾,没有鲜明的指向。对中国社会有所了解的基督徒呢,则对人性的幽暗没有条贯透彻的理解,对长年同工、情同师友的姊妹李如是、王慕真在监狱里互相揭发、邀宠表功感到不可思议。那是因为有些人没有身临其境的置换感,而且最重要的是对罪以及自己作为一个罪人,在逼迫中难以站立得稳欠缺感同身受的体认。陀斯妥耶夫斯基曾说:“受苦乃是我们身为蒙福之人的证据,尤其当这苦难来自君王的时候。”同时也说明我们缺乏饶恕与怜悯,尽管我们由于信主得到了上帝的饶恕与怜悯,可是我们却常常给不出这样的感情,更给不出这样的爱,包括我自己亦是如此。





       我不认为《叛教者》在小说技法上有什么特别之处,在人物之塑造状描上,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提及处,只能算是中规中矩。但我认为作者的一些写法,置诸当代华文文学中——因为作者是美藉华裔作家,所以直接说当代中国文学似不符定义上的地域概念——算得上别具一格的成就。

       20世纪上半叶以李夜声为核心的聚会处,其人数之众多,影响之广,都应该算是中国本土教会之最。由于四九鼎革,使得这个教会不同寻常的带领人李夜声处在风口浪尖上。在这个过程中,就出现了小说中所写的“揭发者”、“献身者”、“跟随者”、“擘饼者”。勿庸置疑,这样的事件,作为小说题材,涉及政治、宗教、社会、生活诸方面,其富矿性质不言而喻。

       但是要公平地说,这样的富矿在20世纪中国有很多,但愿意写且有能力驾驭的人并不多。一来很多人不敢写,写了没地儿出版。即便没有前述困难,非基督徒的最高境界就是写成一部批判官方迫害的谴责小说或者人道主义小说,不认识主的伟大,就是把人的重要高举过天,再多的谴责也是枉然,是另一种意义上之敞开的坟墓。而基督徒写这类题材,一不小心也会写成谴责,因为道德自义是人特别是中国人的一种本能,中国文化火烧火燎的道德自义在这方面助长声威。读完了一部谴责小说,留下了一地发泄,却把爱与恩典遗失了。

       换言之,《叛教者》虽然是一部基督教题材的小说,但在里面却没有明显的倾向与谴责,有悲悯有感同身受,同时由于作者的神学修养,使得我们读完这部小说,并不是立刻去谴责谁,或是赞谁,没有抢滩霸位的便宜可占,而是将自己引到神面前,看到自己的污秽败坏。这样的小说,不仅在中国基督教文学中是少见的,就是放在整个中国文学写作中也是独特的,在我的阅读体验中也是少见的。

       给《叛教者》写序的学者刘丽霞说:“中国基督教文学有山无峰的局面,大概要因为这部作品而改变了。” 这话刘丽霞是有资格说的,因为她所著《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历史存在》在中国基督教文学研究中有一定开创性及填补空白作用,这一点她在给《叛教者》写的序里也有清晰的论述。单从她对《女铎》杂志的重视,就能知道其基督教文学视野的广阔,不是以前有的研究者可比。

       不过刘丽霞对施玮《叛教者》这么高的评价,也得分两说。她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施玮这本书,在中国基督教文学中的确是难得一见的,说是中国基督教文学创作的山峰,的确不为过。但我们也必须有相当清醒的认识,因为中国基督教文学总体的创作水平不高,所以在低矮的山上,其峰也不会太高,这一点我们也不必讳言。





      《叛教者》的题材既给作者带来了天然的关注度,同时也带来驾驭的难度。从小说的角度看,第一部“揭发者”顺着人物在小说中自身发展的逻辑进程而动,显得更为自然。而“献身者”、“跟随者”则是被历史事件推着走,人物成了事件的被动者,对知道历史事件的人,特别是知晓基督教教义的人来说,不乏读下去的理由与动力。但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就有不小的考验。至于最后一部分“擘饼者”,就更是用回忆来阐述神学教义,这对不熟悉基督教教义的人来说,是个很大的考验。这部分是最短的,但对非信徒读者来说,或许是最乏味的部分。

       不知监狱退休老看守老童是否实有其人,但即便没有其人,这样串联人物也还是体现了作者写“擘饼者”一章的巧思。这位信主的老看守,或许像《窃听风暴》中的那个有良知的警察一样,最后被证明是杜撰的,但这不影响这种人存在的或然性,对于小说家来讲,只要符合小说内在推进逻辑就行了,不管世上有无这样的人。但是老童这样的人物之出现,其内在背景酝酿是否足够,那应该是个问题。也就是说,李夜声在外传道是大有能力,但人是处境化的动物,他在监狱是否如此大能,那是得打个问号的。

       凡是四九年后坐过中国监狱的人,都知道不会那么宽松,我们只要看看坐过国民党、共产党监牢的人对比回忆——如现代文学研究贾植芳先生的回忆,施玮读复旦作家班时或许还听过他的演讲——就知道在监狱内让人信主,不是随便可以臆想的,因为我们不要忘记了这是在“新”中国。保罗这样大有能力的人,在哥林多时都需要主在异象中坚固他:“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定没有人会攻击和伤害你,因为在这里有许多属我的人。”(徒18:9—10)我的意思是说,李夜声在里面的灵命与讲道能力恐怕需要铺垫,同时对童之信主,也需要有令人信服的写作交待,这样才会使小说发展推进在逻辑上自洽。

       还有从小说写作中人称叙事的角度看,也不无可商榷之处。整部小说采用的都是全知全能的视角,这对处理跨度达七十年(20世纪20至90年代),空间转换(美国、中国各地等)当然都有相当大的益处。但全知全能的上帝叙述视角——作者使用人物的名字来叙事来说话,只是没有用“他”的第三人称叙述——使得这部小说的时序推进过于线性,除了第一部有点倒叙味道外,后三部分都给人线性呆板之感,人物的厚度与复杂亦不够,留给读者的想像空间不太大。这与陀斯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小说家有很大区别,不然我们就不会理解巴赫金为何盛赞陀氏的“复调小说”——简单地说,陀氏的人物有血有肉,不是作者掌控出来的,而是破碎的整体,有人物自身发展的逻辑——而对那些完全掌握人物命运的上帝式叙述表达不满。对于后者,著名文学评论家韦勒克、沃伦在《文学原理》一书里说:“他可以用第三人称写作,作一个‘全知全能’的作家。这无疑是传统的和‘自然的’叙述模式。作者出现在他的作品的旁边,就像一个演讲者伴随着幻灯片或纪录片进行讲解一样。”早年读到此段如受电击,至今不能忘怀。





          提到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不说这小说的价值观,单从塑造人物的角度来看,还是深入人心的。栩栩如生虽成了一个熟烂之词,但罗贯中的技法实在能担此誉。但你如果是个更高级的欣赏者,你就不能不对其人物塑造时有违其时代的语言感到惊讶。刘备“三顾茅庐”之第三次拜访诸葛亮,孔明口吟五绝:“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因为诸葛亮时代不可能有绝句,何况诸葛亮时代根本就不会用这句诗里“睡”字的意思,因为那时睡字没有躺在床上睡的意思。

       我说这个的意思是,我们描写小说人物,其语言一定要符合人物的身份、时代及那个时代的用语习惯。《叛教者》在塑造人物的语言上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每个人物语言没有多少差异性,这也是不必为此讳言的。这也是使得小说人物面目较为模糊、不够鲜活的原因。换言之,读完这部小说,要让我来总结每个人物的个性及相关特点,我会难以措辞。进而言之,小说在社会性语言背景方面有整体把握,这是因为作者烂熟这段历史,但人物的对话与语言却需要作者自己去设计他们的关系与张力,在这方面可以圈点的地方并不多。

       同时我还要不无遗憾地说,作者在叙述那个历史时期所用的语言,诸如“解放前”、“解放后”、“新中国”、“三年困难时期”等都是如假包换的官方语言。如果作者为了传达那个时代的人物只有这样的认知,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他们一般说来不能脱离这样的语言环境,而获得一种超然的独立性。即人物要活在彼时的语言土壤里,才能让人感到那个人物鲜活,才能对塑造他们一系列行为有帮助。可是当作者跳出来叙述那个时代的时候,用官方给定的“奥威尔新话”,这对人们认知真相是一种遮蔽,客观上配合了官方对历史的毁容。

       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用什么样的语言思考,就表明我们的思维是如何被呈现的。反过来,我们用什么样的语言呈现,也证明我们在怎样思考。表面上看,我们在说汉语,其实我们在被汉语说。意思是说,语言对人的思维以及行动的控制力,无论怎么估量都不为过。如果我们不能理解运用语言时的审慎,特别是对官方包装过的语言于历史及现实的阉割没有很深的认识,往往就会被给定的语言内涵牵着鼻子走。同理,如果我们不把语言的作用放到一个很高的角度来看,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上帝用他默示的《圣经》来向我们启示的深刻因由。即便只从世俗来看,作者跳出人物自身要求做文本叙述时采用被官方遮蔽的语言,所带来的意义与美学上的双重损失,都是相当巨大的,岂能以小道视之?写作任何体裁和题材的作品时,都应该有一种语言自觉,这是对写作者的起码要求。

       让我举一个作者利用历史谎言来塑造人物比较成功的例子——作者是否知道这属谎言,从《叛教者》里是看不出来的,但对“外公”的回应比较巧妙——“外公说这里和上海别的许多地方真的都挂过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我觉得不可思议,问他愤怒吗?是不是常有人去砸那块牌子?他想了想脸上有点尴尬,说,好像也没有。”(P297)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在其所著《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的“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告示牌问题考”一章中,对“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样的谎言做了详细的考订。在这个需要且只需要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国家,一个有受迫害狂心态的族群,加上一个喜欢树内外之敌以巩固其统治的政权,这样的谎言存在得比较多并不令人惊讶。

        2016年12月初起笔,31日写毕。


       题图来自 http://www.overseaswindow.com/node/23116

       如之前所写,《世代》并非一定完全认同分享文章的所有观点。分享的原因在于,这些文章传递的某些信息,是值得反思却被忽视的。

       此文首发于《世代》第1期(2017年春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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